新年红包微信还是现钞好？

童璐

物质充裕的现代社会里，吃啥穿啥都不是问题，所以无论大人小孩看，“年味”都淡了。不变的是，过年依旧要给孩子们“压岁”红包祝他平安成长，给老人奉上“压岁”红包祝他健康长寿。随着时光推移，从红包“受”者变成“予”者的我，每年除夕年饭时从爸妈手里接过红包的那一刻都特别感动，觉得自己依旧是受着满满宠爱的孩子。但接过压岁红包的下一分钟，还来不及感动完，我可能就会拿起手机准备“咻一咻”，或者去抢微信群组里派发的新年红包了。这几年的春节里，“鹅厂”和阿里在红包问题上的明争暗斗比晚会节目还精彩。

支付宝微信的新年红包，往往是同群体间的大人更带游戏性质的集体活动，或者是商家和顾客间的互动式营销。反观传统新年红包，迎春接福的美好祝愿的同时，也是“头顶锅盖卖，人情大似债”的人情往来。从这个角度看，微信红包和现钞红包，简直是两个话语场之间的话题。但在大家常吐槽年味越来越淡的时候，目前火得一塌糊涂的微信红包，是不是也是我们正在渐渐告别传统，离开“故乡”的一个推手？当我们在低头玩手机的时候，有没有人提醒我们，应该陪陪父母好好看场你们不喜欢的春晚，也许有十几年或者更久，你和他们都没有坐在同一张沙发上，对同一个节目同一个段子同一个造型评头论足了。

微信红包当然很好。“红包”挖掘了人们贪嗔痴的本性，却让大家更容易成为共同体：几百个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可能会重聚在一个微信群里，每当无话可聊时，“炸”一个红包，激起潜水者无数。

讨要红包也给已经告别童年的“大人们”重回童年的乐趣，竟可以毫无拘束地跟着起哄要求发红包，也可以无节操地“跪谢老板”，这种类似于万圣节童子军乔装打扮，敲门欢呼“treat or trick?”而开门的人也像是孩子，几颗糖果（几毛钱）就可以快乐地打发其他朋友。

连带微信最高不超过200元的现金红包额度，也算是给发红包者的减负。拼手气红包，更摆脱了红包厚薄的忧虑，大家都不嫌少，当作体会“刮刮乐”般的运气。至于收到的红包钱，怎么用？网购、打车、订外卖，BAT早就给大家准备好了一系列的使用场景，你甚至可以提现。不过，估计大钱部分还是进入了下一轮的微信或支付宝红包轰炸中吧。

说到底，微信和支付宝红包本来就是场成人们享受的轻松游戏。但这个游戏的玩家里往往不包括孩子，也不包括老人。这些年给小辈们发红包的时候，望着孩子们接过红包时快乐的脸，总会想起小时候收到红包时心里默默，这钱到底是会被妈妈没收，还是能“截留”下来，买下玩具店那个心心念念的洋娃娃？还是必须用于买书贡献给新华书店？这些说高了是培养孩子的“财商”，简单点，就是培养消费习惯。

但珍贵从来源于稀缺。“红纸包”往往意味着更多金钱和情感付出——这是我发出去的第多少个红包，需要当孩子父母的面给他吗？是选印着“宝宝健康成长”的红包纸，还是选“天天进步”？我暗自揣度，难道说，“红纸包”也许天然是种传统的文化，它来源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农耕式的交往，你家给了我家东西，我家就得给你家东西。而微信红包，大多是混圈子，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交往，更具有所谓的“城市化”特质。哪怕是微信伸手跟老板讨个新年利是，也都是将层级淡化，彼此更为随意的一种交往。现实生活中，你敢吗？

不过，听说从在微信红包火爆的2014年春节起， 马化腾仍并没有选择使用微信发送红包，而是依照传统，亲手将红包递给了他手下的几千名员工。从这个角度看，当我们在谈红包时，我们谈的是发红包本身带来的交流机会。想到一年也就春节能多陪在父母身边几天，沦陷在微信和支付宝的红包大战里，恐怕失去更多的，是更宝贵的和父母交流的时间成本。

除非，我们也可以教父母学会“摇一摇”或者“咻一咻”，把抢红包这件事儿，变成新的家庭集体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