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扼杀互联网创新的“懒政思想”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以下简称“约租车”）是近几个月来，城市出行方式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也是整个交通行业贯彻“互联网＋”国家战略的新尝试。约租车市场与传统出租车、新兴的专车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如何在市场运营、行业监管和公众服务的角度理解这一新兴业态？既需要在城市道路运营的总体发展规划框架内，大胆创新，积极实践；也需要监管方和运营者紧密配合、良性沟通与互动。当然，约租车市场发展是否健康有序，还需要接受广大交通参与者的共同评判，接受时间检验。

狼蚁网站SEO优化结合网络约租车经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从两个方面就约租车市场的有序监管与创新发展，谈一点粗浅看法，与各位专家网友共同探讨。

一、对征求意见稿若干提法的理解和商榷

监管部门积极听取各方意见，探索约租车运营管理的路径和方法，值得肯定。但这个征求意见稿依然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硬伤”。透过这个版本，可以看出对“互联网＋交通”的理解仍然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这里着重想讨论一个核心概念：即“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到底是什么主体？其主体的经济属性到底是什么？

　　1、如何理解“服务平台”？

按照传统经济学、营销管理学的理念，经营者主体资格的取得，与经营所需要的条件（资本／设备／场所／原材料／生产技能／人员等）是匹配的。但在互联网环境下，有这样一类经营者（或者更准确地说，应当称之为“运营者”），他们所依赖的主要经营条件是三个：一个是技术平台；另一个是信息平台；第三个是人员。这种经营类型在互联网业界习惯称之为“平台模式”；也称之为“轻资产运营模式”。

从这个角度看，征求意见稿所指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的概念，就显得含糊不清了。或者说，编撰该文本的过程中，可能脑子里想像的经营者模版，依然是出租公司，是实体企业，是重资产经营者，拥有成百上千辆车，划分成若干车队等等。

所以，“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这个核心概念，在文本中的含义一会儿指的是“平台”（见第二条），一会儿又主要指的是类似出租公司的实体企业（见第二章），一会儿指的又是具体的车辆运营者（见第三章）。

举例来说，在第二条给出的定义中，“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只是“接入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通过整合供需信息，提供非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经营活动。”这一条的关键词是两个，一个是“接入”，另一个是“服务”。这里的服务包括接入服务、匹配服务、信息服务、支付结算服务等。在这一条中，“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明显属于平台运营者。

但是，第四条所说明的“各级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的“管理对象”，则明确指的是传统车辆运输企业。这里就有一个巨大的错漏：条例虽然定义了作为服务平台运营者的新型约租车经营者，但并未充分考虑该平台所具有的全新属性（比如轻资产／全域性）。

顺便说，在这里其实应当再增加一点内容：各级交通运输管理机构，应当保持对新型业态的关注和研究，学习互联网的新特性，研究新问题，及时修订传统监管框架中不适应新生产要素、不适应新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内容。

2、如何确定运营者资格？

正是因为对“运营者”这个核心概念未加厘清，导致后续条款对相关问题的界定，产生了极大的混乱。

比如第二章第五条，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的资质问题的界定。按第二条给出的定义，如果将“网络约租车经营者”理解为提供“接入服务”的平台，那么这样一个平台的建立，涉及三个层面：首先是一个技术平台；其次是一个信息平台；再次是一套业务运营平台。第五条却要求这样一种平台属性的企业，需要向“市级或者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前后定义就不一致了。

试想，世界上有哪一个平台，建立的时候是按照行政区划来建立的（那叫“局域网”，不叫“互联网”）？就拿最常见的网站平台来举例，任何一个网站建立之后，无论它是政府门户网站，还是某个中小企业的网站，一旦上线就面向全球开放，任何地方都可以正常访问。这些网站难道都需要到它所能访问的行政县市，去办理登记备案许可手续？

特别是第五条中列举的六个登记条件中，第2点“（二）在服务所在地具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和相应服务机构及服务能力”，这一条就充分说明，该条例对“平台企业”的理解还十分混乱。试想，淘宝、京东、当当、一号店等，数以千万计的大大小小电商网站，难道需要在全国各地（它们能正常开展网购业务的地理空间）都具备固定的营业场所吗？

还有第八条，该条指明，给网络约租车运营者颁发的是《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目前尚不知道这个《证》是否是老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如果是的话，那问题就比较大了。既然第二条定义了这种新业态是平台运营的，那么这里涉及颁证的时候，是否也应该对应《平台运营许可证》呢？

狼蚁网站SEO优化看第三章，讨论运营车辆和驾驶员。车辆申请，需要向所在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这个是合理的。但申请内容，又与传统出租车并无二致。比如第3点，“（三）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

与上述《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相同，给运营车辆颁发《道路运输证》；第十五条，给司机颁发《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这两个《证》，骨子里试图将互联网形态下从业者和经营资源，纳入老的传统监管框架下加以约束，这种监管思路难道不能创新一下？

如何创新？这里依然涉及到对“约租车”的理解，对“互联网＋交通”的理解，对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的理解。

3、其他条款

约租车是新业态还是传统的“电召车”？我理解是新业态，而不是电召车。其一，传统电召车只是出租公司的增值服务，出租公司是主体，各个电召平台之间没有互联互通；约租车如果搞成出租公司的增值服务，就失去互联网特色了。其二，约租车可以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两个分离：出租公司与车辆分离；车辆与司机分离。基于这两个“分离”，可以最大限度提高车辆使用效率，降低占道空驶率，提升司机收入水平。其三，约租车背后是互联互通的大平台，基于出行数据的大数据综合分析，将为城市道路利用，出行服务，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如果把约租车当成电召车来监管，恐怕思路上是倒退，多年的实践也证明此路不通。

再来看第四章。这一章试图规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经营行为。由于整个征求意见稿没有把“平台”这个根本问题搞清楚，所以这一章，以及后续第五章、第六章谈监管和法律责任的时候，就显得名实不符、首尾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