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中美有没有未来

无论政治领域还是金融领域，国际合作都在下降。自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再未成功解决过任何重大冲突;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只留下辛酸的结果;世界贸易组织自1994年以来从没在重大贸易谈判中达成一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理方式严重过时，因而其合法性越来越受到质疑;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脱颖而出的20国集团，本有潜力成为国际合作的强大机制，如今似乎已迷失了方向。在各个方面，国家的、宗派的、商业的和其他特殊利益都凌驾于共同利益之上。这种趋势现已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根本谈不上什么全球秩序，只能叫全球失序。

在政治领域，区域性冲突不断恶化升级。单独来看，这些冲突或许能够得到解决，但它们往往互相关联，在某个冲突中失利的一方往往是另一个冲突的始作俑者。例如，叙利亚危机恶化时，俄罗斯和伊朗出于各自的目的为阿萨德提供支援。沙特阿拉伯为伊斯兰国提供本钱，伊朗为报复沙特，在也门煽动了胡塞武装叛乱。内塔尼亚胡试图说服美国国会放弃与伊朗的核谈判。世界上有太多冲突，国际舆论很难施加积极的影响。

在金融领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已失去了垄断地位。在中国的领导下，另一套同性质的机构正在成型。这两套体系之间会爆发冲突，还是会找到合作的方法?由于金融和政治领域之间也存在关联，未来的历史进程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即从投资和出口导向转向更多靠内需拉动;以及美国如何应对中国的转型。中美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可以防止两个大国被卷入军事冲突。

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在冷战期间，世界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美国和苏联分别控制着各自的盟友和卫星国，并避免与对方进行直接军事对抗，因为冲突一旦升级双方确信可共同毁灭(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简称MAD)。这是个疯狂却有用的系统：它引发了一些地区性军事冲突，却避免了一场世界大战。

苏联这个大帝国土崩瓦解后，美国有机会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世界和平的保障者，但它并没有很好地扮演这个角色。建立在个人自由原则之上的美国并不是天生的世界警察。事实上，美国上下对国际事务中的领导角色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冷战期间，美国有一套民主党与共和党都能接受的外交政策，但随着冷战的结束，两党间的合作宣告终结。虽然两党都继续强调美国的主权，但主权是否应服从于国际义务，双方几乎从未达成一致。

1997年，一些新保守主义者认为，美国应该利用其军事优势为国家利益开路，他们建立了一个名为“新美国百年计划”的智库，以“增进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但这条路显然行不通，统治世界不能靠军事力量。911恐怖袭击之后，新保守主义者说服小布什总统在证据可疑的情况下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来被证实子虚乌有)，对其发动战争。正是这场战争让美国失去其地位。与希特勒的千年帝国梦寿命差不多，新美国世纪计划只撑了十年左右便宣告终结。

相比之下，金融世界对美国的全球角色曾有清晰的共识，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在上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主政时期，这种共识逐渐走向主流。它在意识形态上得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强烈支持;它是建立在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选择理论所谓的科学基础之上的;并且还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效的管理。这种共识实际上是国际治理和国家自身利益间的妥协，比新保守主义者推崇的“军事力量至高无上”要微妙得多。

事实上，华盛顿共识源自妥协，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凯恩斯曾提出设置国际货币“班科”(凯恩斯1944年提出国际清算同盟计划，由同盟发行统一的世界货币班科，以黄金计值，会员国可用黄金换取班科，但不可以班科换取黄金)，但美国坚持将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最终导致凯恩斯计划流产。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里有段令人难忘的话，用在这里很恰当：“所有动物一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华盛顿共识推动自由贸易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甚至试图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条款，以在资本项目上实现自由兑换。这一尝试虽然失败了，但华盛顿共识通过允许金融资本自由流动，也让资本得以逃避税收和监管。这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胜利。

不幸的是，后来证明支撑这套做法并没有完善的科学基础。不受监管的金融市场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它产生的不是保证资源最优配置的一般均衡状态，而是金融危机。2008年的金融市场崩溃已经以戏剧性的方式展示了这一点。巧合的是，2008年既标志着美国政治霸权的终结，又象征着华盛顿共识的衰亡。全球金融和政治由此走向瓦解，首先表现在欧盟，随后蔓延到整个世界。

2008年的崩溃对世界所有经济体都带来了长期性负面影响，唯独中国例外。中国的银行体系相对独立于世界其他地区，且主要为国家所有。因此，中国的银行可以在政府的授意下，通过在经济体内部增加信贷，来填补外需不足造成的缺口。在相当程度上，中国通过将产品卖给信用消费的美国人，使中国经济取代美国，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动力来源。然而中国经济的规模相对美国仍然较小，所以全球经济增长在中国引擎的带动下增长相当缓慢。

世界为什么能避免全球大萧条，其主要原因是经济学家们从上世纪30年代汲取了一些经验教训。堆积成山的债务和残存的政治偏见导致全球财政刺激的规模有限(中国再次成为了例外);美联储在伯南克的领导下，奉行量化宽松等一套非正统的货币政策。美联储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向市场大规模注入资金，阻止了有效需求的减少恶化为全球性经济衰退。

2008年的崩溃也间接导致了欧元危机。欧元不是一种完整的货币：欧元区国家有共同的央行但没有共同的财政部。欧元的设计者们早已意识到这个缺陷，但他们认为当缺陷凸显之时，能够征集到足够的政治意愿来修正它。毕竟，欧盟也是以这样的方式逐步诞生的，欧盟的缔造者知道它先天不足，后天可顺应时势加以改进。

不幸的是，从1999年欧元正式发行，到2008年出现改革需要，政治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科尔的领导下，德国为重新走向统一引领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但事实证明两德统一代价太高了，德国民众不愿意再承担任何额外的付出。在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欧洲各国财长们宣布，决不允许任何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失败，深知民意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坚持认为，这个责任应该由每个国家单独肩负，而不应由欧盟集体承担。在欧元区最需要共同财政部的关头，德国抹杀了这种可能性。欧元危机由此开始。希腊、意大利和爱尔兰等国的内部危机，本质上都是欧元危机的变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