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搞互联网更有优势

近日，就中国经济学发展中的痛点难点，以及未来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等话题，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和第一财经联合专访了经济学家樊纲。

2015年中国正式迈入互联网金融时代。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有人认为中国正在经历的技术革命将对人类经济生活产生巨大冲击。就此樊纲认为，互联网的出现使得边际成本急剧下降。就像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成果降低了经济成本一样，互联网的出现多了一个新的技术手段，降低了信息成本。但樊纲同时指出，互联网虽然可以汇集很多小资金，可仍然没有解决金融本身的内容问题。钱投到哪儿去，项目怎么找，还是金融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金融机构搞互联网更有优势。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还是金融

第一财经日报：2015年“互联网+”成为年度热词，你如何看待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什么？

樊纲：互联网特别热，我也非常赞同互联网是这几十年来最伟大的技术进步和技术革命，一定要应用在各行各业，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要“互联网+”。

是专业+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专业。各行各业都要用互联网。但是，用了互联网不等于解决了专业的问题。互联网是一个工具。以前也有新的技术降低成本，比如说最早的驿站靠马传递信息，火车、印刷、电话电报等，这些第一、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也降低了信息成本，互联网无非是多了一个新的技术。

互联网节省了每个人的信息成本，但互联网金融的基本内容是信息技术，不解决金融的内容问题。互联网金融可以把小笔的资金汇集起来，筹到钱之后借给银行，或是借给基金。基金再如何投资，钱投到哪儿去，项目怎么找？这些都是十分专业的问题。互联网金融解决了钱的汇集问题，但是没有解决投什么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金融机构搞互联网更有优势。互联网在收集整理传输信息上有新的方法了，但是传递什么东西的问题没有解决。

“互联网+”这个词说起来上口，在我看来应该是各行各业+互联网，否则加了一千次互联网仍然没有解决好产品质量问题和企业最基本的竞争力问题。加了一千遍互联网仍然是三流企业、四流企业。企业根本的问题还是怎么做好自己，利用互联网技术节省信息成本使市场做得更大。

互联网一定要在各行各业发展。一个企业的根本还是看它提供什么东西，而不是看它是否用了互联网。谁有先进技术、发明创造就鼓励谁，加强它的发展势头。用了互联网是一个+号，根本的还是怎么长期专业专注地做好各行各业。专注专业的产业才是值得我们投资、具有发展潜力的。

经济学不应被赋予太多使命

日报：你认为当代经济学遇到了什么挑战？为什么进入21世纪以后，一些经济学理论不能解释当代经济现象？

樊纲：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一样，永远处在挑战当中，永远有新的问题。经济学的发展也是在这些挑战当中发展起来的。不能因为现在经济学不能解释一些现象就说它无用，就说过去的一些理论过时了。

我认为经济学是有界限的，不可能解释所有问题。现在有人认为经济学陷入困境，在一定意义上是因为人们赋予经济学太多使命。我坚持一定要划清经济学界限、划清边界在什么地方。

当今世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经济学一直在分析其原因、效果。新的《21世纪资本论》就在分析这个问题。但它分析到最后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边界，就不属于经济学的问题了。在经济学意义上受到了一定的挑战，挑战到了政治学的边界，在很大意义上不是经济学的范畴。

因此，人类需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分析这些问题，而不仅仅是单纯经济学一家的责任。区域差异、宗教民族、国际政治等问题不是单单经济学理论就能够说清道明的。所以我们不要赋予经济学太多的意义，对其要求太多。

日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剧烈变化，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奇迹？

樊纲：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绝大多数问题都能用发展经济学理论解释。发展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特殊学科。中国最初进行改革开放，有了新的部门，新的部门能提供更多收入，于是劳动力开始转移。我们开放国门，发达国家的知识能够传播到我们这里来。我们通过学习有了知识增量。我们发挥“后发优势”。这些都能用发展经济学解释。但其中的一些问题也引人深思。

第一是“后发国家”能否用发达国家完全一样的经济模式实现追赶？特别是差距很大的情况下，如果是用同一模式是不是永远追赶不上？因为最终目的是趋同的，所以最终模式是一致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后发国家”人均GDP落后很多，是否要一些其他的方式作为补充，然后逐步趋同？发展模式和最终模式、终极模式是不是有差异，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第二，我现在定义发展的含义就是落后国家的趋同过程。“后发国家”比发达国家落后，处处被人压着。人才、经济实力、技术、知识、制度、管理水平不如发达国家的情况下，还要增长得比发达国家快。不断缩小差距才叫发展，如果你也增长，它也增长，那不叫发展。这个发展是在发达国家已经把市场都占领了、世界霸权都形成了、技术进步的高地已经被占领的前提下，探讨如何缩小差距。这是发展经济学一个特殊的问题。

日报：如何看待中国经济中的一些特殊现象？这些现象也能用发展经济学理论解释吗？

樊纲：如何解释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特殊现象，我认为除了有些制度因素之外，还应该归结到文化现象。例如，中国人特别爱存钱，中国50%的储蓄率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这些现象如何解释？

发展经济学当中一些过去未被经济现象充分揭示出来的东西，我们中国的发展是否能把问题揭示出来。例如，中国人特别多，我们的廉价劳动力、低工资保持了将近30年，直到最近七八年劳动工资才开始上涨，这么长的时间，资本积累会非常高。因此我们的储蓄率非常高。

但是，最近这些年中国储蓄增长主要不是居民储蓄增长，而是企业储蓄增长。因为利润率高，所以企业的储蓄特别高，这种规律可能在过去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没有。发达国家历史上也有一些储蓄率比较高的时期，大家解释这个问题也有共同因素。在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大国中，规律可能揭示得更加清楚。我们对经济增长、经济规模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将有更深入的认识。

发展中国家其实跟发达国家有很多共性。如何区别经济上的基本共性和历史文化的特殊因素，这是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中国现今的许多问题其实跟发达国家早年没什么差别，我们现在的问题如：贫富差距、经济危机、失业、污染等，与西方国家早年十分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