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委原书记蒋超良履新全国人大

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20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198人，候补中央委员166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党的十九大代表中的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也列席会议。

 

　　10月30日晚上，全会公报在央视《新闻联播》发布。细心的观众发现，在《新闻联播》播出的画面中，出现了中共湖北省委原书记蒋超良。

 

　　

　　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被免职后8个多月以来，蒋超良首次露面。能够参加此次中央全会，因为蒋超良还有一个身份——中央委员。

 

　　因为对疫情防控不力，在2月13日从湖北省委书记任上去职之后，蒋超良便再未公开露面。在官方的通报中，蒋超良的名字只是在辞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时出现过。

 

　　蒋超良，男，汉族，1957年8月出生，湖南汨罗人，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198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12月参加工作。现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2020年3月5日，蒋超良同志辞去湖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广东成了重灾区。

 

　　在索罗斯的攻势下，广东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出现了千亿人民币缺口。当时中国最大的“对外窗口”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面临破产。

 

　　蒋超良被任命为“救火队员”，空降广东，成为了“广东省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和农金会金融风险处置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这个小组的组长是王岐山。

 

　　这一年，蒋超良40岁，刚刚进入人生的丰水期。此前一年，他被央行行长戴相龙相中，从农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的位置上，提拔至央行，出任银行司副司长。

 

　　广东国投的破产案是中国首例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案，此前没有先例，也没有可参照的处置方式。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引起连锁的金融危机。蒋超良重任在肩，临机决断，最终扑灭了这场金融大火。

 

　　这场“救火”经历为他赢得了信任。三年后，他成为了人民银行行长助理。

 

　　在此之前，他已在银行系统任职近20年。

 

　　蒋超良生在洞庭湖畔。

 

　　1974年，17岁的蒋超良中断学业，进入岳阳工艺美术品厂，成为一名普通操作工。1978年，恢复高考后，他第一时间进入考场，考入湖南财经学院（后并入湖南大学）。和他一起入学的，还有前证监会主席肖钢。

 

　　1981年，蒋超良大学毕业，进入农业银行总行。

 

　　第一份工作是总行计划部普通员工。从这里开始，他的运途顺利。三年后，晋升为货币流通处副处长，然后一直升至综合计划部主任助理。他出色的工作能力，获得了时任农行副行长的戴相龙赏识。

 

　　工作八年后，蒋超良获得了外派机会，从农行总行被调至青岛分行，任崂山区办事处副主任。在银行系统，外放往往是上升的前奏。蒋超良把握住了机会，很快，他升任青岛分行副行长。随后，农行将他调回北京，一路升至国际业务部总经理。

 

　　

　　在农行的十五年，让蒋超良变成了一位金融专家。这个身份，在新时代让他获得了更多来自高层的青睐。

 

　　2002年，蒋超良出任湖北省主管金融的副省长。

 

　　这也是一个“救火”职位，摆在他面前的是湖北省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蒋超良在银行的资历，给了他治理经验。在湖北，他从上而下梳理了金融体系，主导了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改制，以此来支撑中小金融机构业务再贷款。

 

　　当时与他共事的地方领导评价，蒋超良“能够化繁为简，直指目标，执行坚决，是十分专业的金融治理者”。

 

　　2004年，地方任职两年，蒋超良又获得了新的任命。他出任了交通银行董事长。

 

　　彼时，交通银行正处在股份制改革的关键节点。交行当时的股权结构十分复杂，境外战投摸不到头脑，潜在投资商汇丰控股一度甚至打了退堂鼓。

 

　　蒋超良用一顿饭的功夫，说服了汇丰控股的CEO。合作继续。汇丰以每股1.86元入股交行，以144.6亿元人民币获得交通银行19.9%股份，接近中国对银行业外资持股的上限——单一外资持股不超过20%。

 

　　再一次，蒋超良完成了“救火”任务，为银行业探索出了一条被称为“重组、引资、上市”的股改模式。

 

　　

　　当时的交行部下曾评价他有些霸道，甚至急脾气。还有人说，他从不拖沓，认准的事敢做敢为，尤其是在人事调整上，当断则断。

 

　　2008年，主导交行股改后，蒋超良在2008年，又一次临危受命，参与主持了国开行的股份制改革。

 

　　接连的救火，蒋超良自己的感受是苦中作乐。有媒体采访他后写道，蒋超良会把压力和痛楚埋在心底，对外则以霸气示人，嘴角上翘，不苟言笑。

 

　　蒋超良喜欢读书，也擅长写东西。在交行时，他有一个绰号是“交行第一笔杆”，其负责文字工作的下属，往往自叹弗如。

 

　　没有人能想到，2020年初，这样一位“笔杆”因在一场疫情通报发布会上疑似念稿子，而引发舆论质疑。

 

　　2019年底，新冠肺炎爆发在湖北。此后，湖北地方政府的应对引发外界质疑。蒋超良处在漩涡中心。1月24日，《湖北日报》记者张欧亚在微博公开呼吁：武汉必须当机立断换帅。2月13日，武汉市委书记换人，身为湖北省委书记的蒋超良也被免职。

 

　　被免职前，湖北人甚至在网上开玩笑说，要去隔壁河南”借省长”。

 

　　蒋超良真的能力不行吗？

 

　　去年年底，《湖北日报》给出了过去一年湖北经济发展的数据。数据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湖北省GDP增速达到了7.8%，高于全国6.2%的水平，位居全国第七。对于中部省份湖北来说，这是一份优秀的答卷。

 

　　拉动经济发展，被认为是蒋超良的强项。

 

　　在2016年履新湖北省委书记前，蒋超良曾在吉林担任省长。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个”救火”职位。他刚调任吉林副省长、代理省长时，整个东北经济正在持续下滑，吉林省2015年的GDP增速为6.5%，在中国31个省区市中排在倒数第四位。

 

　　一年后，蒋超良主政下的吉林，经济获得起色。2016年前三季，吉林GDP增速提升至6.9%，高于当期全国平均增速0.2个百分点。这是自2014年一季度以来，吉林省GDP增速首次超过全中国平均水平。

 

　　如果没有新冠肺炎，蒋超良”救火”的成功记录，大概率还会在湖北延续。但是，这位”救火队长”最终还是被一场突然而至的大火，烧到了自己。

 

　　这样的经历，不免会让人想起十七年前”非典时的北京市长孟学农。

 

　　

　　孟学农

 

　　2003年1月，孟学农出任北京市市长。三个月后，因处置”非典”疫情不力，孟学农请辞市长。

 

　　六年后，搜狐博客主编赵牧在徒步中偶遇孟学农。

 

　　赵牧向他询问非典往事。

 

　　孟学农说，北京有众多医院，但并不都归北京市政府管辖，在当时体制下，北京市只能是如实汇报自己管辖范围内能掌握的数字。我不明白记者们为什么说我”瞒报”。

 

　　赵牧复问，你想过要为自己辩解吗？

 

　　孟学农用《增广贤文》上的一句话做了回答：狭路相逢宜回身，往来都是暂时人。

 

　　在易中天的推文《武汉铆起，马屁精滚开》里，易中天这样写道：

 

　　马屁精是土特产。每到国难当头，他们就会不甘寂寞地跳出来舞文弄墨，标准动作则有两个：一是把丧事办成喜事，二是吹捧领导人。

 

　　比方说：纵做鬼，也幸福。

 

　　比方说：含泪劝灾民。

 

　　比方说：感谢你，冠状君。

 

　　再就是：书记和县长眼里的血丝织成了迎春的花卉。

 

　　可以确信也可以想见的是，在老蒋书记的身边，从来不缺马屁精的。

 

　　按说，到了省部级这个位置，身边的谋士、高参应该不少。但关键时刻怎么就不好使了呢？

 

　　蒋超良黯然离职，留下很多思考。

 

　　两位能够走到这么重要的职位，一定都很有本事，也曾经有过很多成绩。但湖北省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确实不应该，主要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们最后留给公众的印象是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以及对出了严重问题的责任怯于担当，缺少勇气向湖北和武汉人民以及全国公众做一个郑重道歉，深深鞠一个愧疚的躬。我真的很为他们遗憾。

 

　　

　　（1月30日晚，蒋超良首次参加新闻发布会，鞠躬致哀。）

 

　　他们的真实苦衷和内心感受不清楚，但从舆论的视角看，他们在离职前有各种与公众沟通的渠道和机会，他们本可以与公众进行更加坦诚深入的交流，坦率承认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和不足，把过失的责任主动承担起来。如果有七分责任，他们应该主动承担九分，那会给他们赢得理解甚至一定谅解。

 

　　在刚刚闭幕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委员并没有被撤销。

 

　　对于蒋超良来说，这应该是最好的结果。如果不涉及贪腐问题，蒋超良应该能保住这个头衔。

 

　　这是蒋超良最后一个重要的头衔，保住了这个头衔，或许还有被再度起用的一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