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披露了2021年的人口数据。2021年我国人口数量较上年末增加48万人，202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较上年末下降1.11个千分点。

 

1月20日上午，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面临转折性变化，总人口增长势头明显减弱，出生人口持续走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成为制约群众生育的主要因素。

 

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中央《决定》出台以来，各地各部门相继发布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杨金瑞介绍，从现有情况看，各地普遍延长产假30-90天，增加普惠托育服务发展、计划生育家庭权益保障等条款。浙江将构建育儿友好型社会作为重大改革举措纳入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建设，苏州市计划财政投入4亿元用于促进普惠托育发展，攀枝花市完善生育服务体系、探索发放生育津贴。

 

杨金瑞坦言，目前，三孩生育政策实施时间还不长，配套的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也在陆续出台中，短期内很难显现出明显效果。下一步，各地各部门将着眼于群众最期盼的生育养育教育等工作，推出一系列配套支持措施。

 

 

 

四大因素导致出生人口连年下降

 

综合“七普”数据与2021年人口数据，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持续下降。在杨金瑞看来，出生人口下降是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一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规模下降。

 

“十三五”时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2021年相比2020年减少了473万。这是带动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二是年轻人婚育观念显著变化。

 

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同时，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年调查为1.76个，2019年调查为1.73个，2021年调查降到1.64个。

 

三是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偏高加重了生育顾虑。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住房、教育、就业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居高不下，加大了年轻人生育顾虑。相关配套支持政策不太衔接，托育等公共服务不太健全，让许多年轻人在生育问题上犹豫不决、望而却步。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也对部分群众婚育安排产生一定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教授补充表示，疫情对于生育的影响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的增加，就使得家庭对未来的生育显得犹豫，也会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

 

其二，疫情会直接或间接减少家庭成员的收入，使得育儿成本对于生育的影响更加突出。

 

其三，疫情流行期间有很多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单位的效益不好，不光影响到家庭成员收入，也会增加家庭中的工作和家庭冲突，增加了生育的恐慌或者是畏惧。

 

其四，有一些群众会担心在疫情期间母婴保健、孕产检查等常规服务会受到影响。这些因素都会促使群众选择推迟甚至是取消生育计划。

 

 

 

充分挖掘人口红利中的老年红利和性别红利

 

未来我国出生人口数量是否还会持续走低？

 

宋健表示：“近年来，我国的生育率下降也比较迅速，特别是一孩总和生育率下降抵消了二孩总和生育率上升的效果，这是群众生育意愿走低、婚育年龄推迟、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未来能否平缓出生人口下降趋势，关键在于生育率能否有所提升。这就需加快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缓解群众面临的压力，推动适龄婚育，提振生育水平。”

 

宋健强调，随着出生人口的下降，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中国目前虽仍然处在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期，但是这个窗口期即将关闭。为把结构红利转为更长久的质量红利，要充分挖掘人口红利中的老年红利和性别红利。

 

据杨金瑞介绍，在《决定》发布之后，各地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积极出台支持措施。目前25个省份完成条例修订，部分省份已制定实施方案。

 

各地支持生育的侧重点各有不同。苏州重在扶持托育，对已经备案的社会办普惠托育机构给予每个托位一万元建设资金补助和300-800元/月的运营补助。目前苏州市有3.2万个托位，缓解了之前供需紧张的情况。

 

浙江省提出建设育儿友好型社会先行省；攀枝花出台了相关的育儿补贴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家庭，每个月提供500元的育儿补贴金。

 

宋健总结指出，各省现在新修订的条例大多数都把产假延长作为一个重要的措施，一般来讲，产假会延长30-60天，但要同时注重使带薪产假真正落地，健全生育相关假期成本分担机制，平衡生育支持政策和女性就业之间的关系。

 

“能不能在假期期间保障女性的收入，能不能女性在休完产假之后顺利返回到原岗位，她的职位和她原来的收入不受到影响，这才是关键。所以我们认为育儿分担机制是必须要明确的，否则可能就会影响女性的收入保障，甚至是加重女性的就业歧视。生育成本要由国家、企业和家庭共同分担，要利用多种措施，比如政府的补贴，税收减免手段，也要适当分担一下用人单位的成本，这样就能减轻家庭，特别是育龄女性的后顾之忧。”宋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