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互联网仅仅是个工具
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对于新常态各有不同的理解。我认为在新常态下，中国企业将进入中低速增长期，是7、6、还是5，不好说。总的来说就是增长比过去明显放缓，其原因是周期性的，更是结构性的，而且主要是结构性的放缓，这决定了经济新常态将持续较长的时间，到底长到什么多少?财政部长在最近一次会议上说可能要五年，我本人表示同意。
在经济增长放慢而且新常态持续比较长的时间的情况下，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这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我自己的观察是，政府不愿意也无力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这样的观察是否准确，有待于进一步明确。但我认为不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这样的取向在当前的形势下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这种政策取向和过去有所不同。在行业层面上，过剩产能普遍存在，各个行业都为过剩产能而苦恼，在过剩产能压力下，企业没有其他办法，只好不断降低价格，试图保住自己的市场份额，而降低价格在宏观层面上显示的是生产者价格指数连续30多个月负增长，在传统实体经济中，投资机会缺乏。所以，现在我们缺的不是钱，缺的是能够盈利的投资机会，这是另外一个现实。
再看企业层面，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在下滑，但是人工成本、资本价格、资金成本呈现出来的刚性，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的下滑而降低。一方面经济疲软，另一方面成本出现刚性，换句话说就是企业的利润率受到了挤压。一些企业过去靠低成本扩张非常成功，而这种传统的经营模式不再适应市场，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认清两种“中国模式” 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不可持续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起来看是因为在90年代的中后期，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发生了本质的转变。这个转变具体是什么?1978年以来我们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依靠经济体制的改革带来效率的提高而实现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效率的提高，具体体现在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比计划经济更加有效，资源从农业部门转到工业部门，资源从国有部门转向效率更高的民营部门转移。即资源配置在市场价格信号的引导下，朝着更有效率的部门和行业转移，这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另外还有激励机制的改变，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一大群企业家在改革的大潮中出现，这些企业家为了提高企业的效率，千方百计寻找市场急需的产品，千方百计降低成本。他们在市场经济中有着强烈的提高效率驱动，远远超过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因为国有企业受到体制的限制，对效率的提高是不敏感的。
所以当我们谈“中国模式”的时候，我们混淆了一个概念，其实我们有两个“中国模式”，从1978年到1990末是一个“中国模式”，从1990年末到现在是另外一个“中国模式”，我们经常把这两个“中国模式”混淆了，现在有必要区分一下。
从1990年到现在是什么模式?主要是依靠政府分配资源，刺激短期的需求拉动GDP的增长。现在中国模式主要是依靠借贷来实现的，政府发钱、支配资源、拉动经济的增长。政府的资源从哪里来，来自于税收，来自于国有银行扩张信用，政府的资源来自于中央发行货币，主要是依靠这样的方法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2009年启动了4万亿计划，更是第二阶段中国模式的典型代表。政府花钱靠银行发贷款，靠银行印钞票拉动经济发展，跟前一个中国模式有本质上的区别。
这种靠政府拉动短期需求维持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第一个“中国模式”和第二个“中国模式”的区别在于可持续性，如果依靠企业家的创造力、创新力提高效率，这个增长是可持续的。而依靠政府拉动增长，这是不可持续的。
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政府的资源再多也是有限的，而企业家的创造力是无限的，这是第一个“中国模式”和第二个“中国模式”的区别。第二个原因，在经济学上叫做投资的收益递减，政府不断发钱，银行印钞票，虽然可以促进短期的增长，但是促进的作用越来越弱，政策同样存在着递减效应。这和吃药是一样的，一种药用多了，药力会不断衰减，我们叫做投资的效用递减或者政府作用递减。因此利用政府投资拉动增长，短期可以见效，但是长期无法持续。
2009年我们执行了4万亿刺激计划，结果使得本来就已经过剩的产能又大幅增加。另一方面，由于4万亿主要靠债务融资，结果形成了今天政府债务、银行坏账的问题，这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一个很大隐患，这个隐患不清除，我们无法进入下一轮的增长，大家要做好长期的准备。
政府债务问题是中国经济一大隐患
新一轮经济景气的前提条件有两个，第一个是清理过去积留下来的债务，中央政府已经采取措施了。今年“两会”时，财政部宣布推出1万亿的长期债务置换的计划，用长期债务置换地方政府已经到期的债务，说白了就是解决企业贷款展期的问题。年初提出1万亿，年中加到2万亿，现在加到3万亿，这说明地方经济的债务问题比当初估计的还要严重。
这是中国经济的一大隐患，如果地方政府债务不清理就会转换为银行的坏账，银行的坏账正在上升，如果地方债务问题划不出来，如果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调，银行坏账会快速上升。所以，要想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把过去执行单纯依靠政府政策拉动经济所遗留下的问题清理掉，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包袱。第二个前提是必须从政府拉动需求的模式回到1978年到1990年那种，通过改革释放市场能量的模式。
这两个前提没有达到之前，我们还是新常态，还是要在新常态下思考企业的经营。由于到目前为止，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出台的不多，因此新常态可能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怎么办?市场永远处于变化之中，企业必须求变，也就是转型的问题。
企业转型最重要的是转变观念和思维
不仅国家经济要转型——经济增长模式从单纯依靠政府短期政策措施转向基于市场，释放市场力量，发挥企业家的创造和创新精神，提高效率、走可持续增长的道路。企业也需要转型——首先要转变观念，转型的最大障碍在每个人的头脑中，是传统观念，是惯性思维。
昨天正和岛的同事告诉我，要组织企业家去以色列、德国、美国访问学习，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一就是要学人家的观念、人家的心理，其次才是学商业模式，学技术、学产品。
以色列的企业家创造能力如此之强，并不是犹太人比中国人聪明，其实中国人的智商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中国人非常聪明，但有时候太聪明了，聪明到了经常做蠢事。以色列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文化、宗教、社会、历史传统有很大的关系。德国的企业家缺少创新，但都是非常优秀的工业家，他们可以把汽车、设备、化工产品做到世界第一，但是他缺乏以色列和美国硅谷那样的创新企业家，这也是和文化、历史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