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 年内，谁将统一人类走向宇宙？

编者按：本文作者叶东东，花名子皮，天使湾创投（微信公众号：tisiwi_vip）管理合伙人。子皮是一个创业型的理想派投资人，对新模式，新技术，新型匪夷所思的创意项目充满兴趣。他的邮箱是 ydd@tisiwi.com ，欢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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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革命、稳定、温饱到娱乐

这是一个平常的周末，疲累忙碌了一周的人们终于可以有一个休憩喘息的晚上。打开电视，躲开了抗日神剧、玄幻修仙、清宫斗法，黄金档《中国好声音》开始，无数人开始一整夜守着电视为一个年轻的声音离开或留下而焦虑纠结。

如何找出这个国家最好的歌手，全国的地方娱乐节目已煞费苦心了多年。不仅是 “好声音” 们，还有好爸爸们，真人秀们，相亲侠们……有点文化的人，在过去称之为作家或哲人的人，开始办各种节目的脱口秀，东亚病夫脱掉了，体育明星们的八卦热度却可堪一国领导人，过去默默发财谓之下九流的商人，万众创业下各种浮夸的融资 G 点也动不动成了新闻头条的常客。

艺人带着普罗大众一起狂欢，文人唱和，运动员助兴，商人枕着黄粱梦。一切皆可娱乐皆能娱乐，除了本国政治除了基础科技，前者是不敢后者是无能。娱乐至上似乎已成当下的主流文化风向，中国正处在一个被全面娱乐化的解构时代。

当上世纪的 80、90 后正逐渐成为 21 世纪的发展主力时，19 世纪的 80、90 后此时在 20 世纪刚为推翻末代皇朝，如何从一片破败颓象、任人宰割中重建秩序而迷茫。1915 至 2015，过去的 100年，这个国家，刚好经历了一个政权从革命、稳定、温饱到娱乐化享受的完整缩影。

这个缩影，就好比一个少年长大成人，从叛逆、定型、成家，到享受生活，这是一个常人的必经之路。多数人未能逃脱这个例外。这里面隐藏着一个规律：当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国家逐渐开始趋于平衡态的生活，增长必会受滞。平衡即腐朽，这是热力学第二定律，也即熵理论的最大社会学启示 [1]。

前几日我见了个浙江的创业者，湖州人，聊他的成长史，在谈到父母对下一代曾经最大的期许时跟我聊过的很多江浙一带年轻人惊人一致，就两个：早结婚，考公务员。特别是后者，除了近年，习李这一届反腐高涨，整个体制利益受到压缩，导致公务员热有所下降外，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内，可以说在整个中国即使已然商业氛围浓烈的长三角珠三角，曾经四海为家冒险开拓的上一代人，多数想的却都不是让自己的子女继续走创业之路，而是拼命钻营让下一代进入体制内。官本位的荣耀胜过一切职业，这就是他们的价值观，也是国人集体的潜意识认知。

这个价值观背后是什么？跟他们对子女的期待一样，最核心还是两个大字：稳定。

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的汉文化逻辑，无论是治理国家还是家庭，都是一脉相承。但是最持久的稳定恰恰是在追寻不稳定状态中动态达到的，这是普利高津耗散结构理论最深刻的发现。可以说，当一个事物开始追求稳定的平衡态时就是其没落迹象的开端。

现代欧洲的沉沦来做这样的一个注脚再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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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沉沦、日本的无力、以色列的凶悍

欧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沉沦的？在于欧洲战后的人道、和平、多元文化主义泛滥，在于欧洲国家普遍的大政府体系纵容出了一大批奶妈国家，在于欧洲丧失了对于未知不确定性的创业精神，在于欧洲整个社会进入了平衡的稳定态。

欧洲在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纳粹的种族主义肆虐之后，一朝被蛇咬，已然代表人类最高文明的西方大陆，开始各种人权至上高开反弹，为了彰显人本、和平、多元化，欧洲国家普遍进入了大政府管理的保姆时代，从摇篮到坟墓，个体什么都有政府扶助，接近共产主义的高福利必然使得全民进入圣母婊时代。

但无原则的人本主义、和平主义，会让整个社会迅速进入平衡态。欧盟体系的高福利导致必然的高税收一旦启动长久，人性很难让它停下来，习惯了优厚生活的国民在经历几代以后，人们会对工作缺乏进取，对生活失去野心，企业对未来的研发不敢冒险再投入，对雇员不能市场化优胜劣汰，而国家对长远缺乏远虑由着选票讨好平民，对眼下缺乏假想敌丧失民族意志。这样的稳定平衡态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耗散结构系统，欧洲的老迈衰落不可避免。

德国财长萧伯乐在 2013年 曾说，“对抗青年失业这一役，我们必须更成功，否则将输掉欧洲统合。” 还称，有必要维护欧洲福利制度，如果欧洲引进美国的福利标准，“我们会发生革命，不是第二天，而是（决定引进）当天。”[2] 整个欧洲相对最兢兢业业、恪守职责的国家都尚且如此，这个世界交给欧洲来引导下一次的科技创业创新浪潮，我有点持悲观。

但是如一个 FT 中文网的网友所说，“我们可别忘了，欧洲是这个星球上弱肉强食、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精英主义的大本营，这些主义又同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生物进化链上的同一物种。”[3] 有意思的是，我也提醒大家，欧洲是近现代文明的发源地，它对这个世界最伟大的贡献，像 1848年 的人民之春，两次工业革命，其发生的背景却正是上述这位网友所称的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时代。

这看起来是如此吊诡的一件事情，却很符合熵理论。丛林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我们不谈主义本身，也先不讨论道德伦理，但从社会物理学行为上看，这三种表象非常远离平衡态，同时又充满不稳定的不确定性。

我们再来看看日本。《菊花与刀》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说，日本这个民族很容易在行为上 “从一个极端转为另一个极端”[4]。的确，就像菊花与刀一样，日本的民族性格既尚雅又尚武，既谦卑又自负，既封闭又开放，既有万物俱灭的末日之殇又有伟大航道的征服之心。是什么造就了日本这样的民族性格？是什么驱动日本产生像明治维新这样伟大的变革？是什么能让日本在战后短短三十年经济复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逐渐丧失创新竞争力，进入增长低迷？

我认为，以上所有的源头皆在于：日本人心理上极度的缺乏安全感。一个四面临海，人口稠密，空间狭促，却又处于太平洋火圈，位于地球四大地质构造板块，能源极度匮乏的岛国，时常担忧某一天所处的岛屿沉没的国家，就像电影《海上钢琴师》那个一辈子生活在海上渡轮的 1900，终生没有归宿感安全感，极其坚韧又极其脆弱。

因为缺乏安全感，日本人推崇集体主义，喜欢抱团取暖，这是当人类这个物种在其个体力量脆弱不得生存而必寻求于集体力量的本能，跟种族无关。也因为这种集体主义，一旦政府意志明确，战略到位，比如战后日本提出贸易立国，到 80年 代的科技立国，加上美国人的倾力扶持，日本崛起惊人。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因为日本人缺乏安全感，一旦组织高度壮大且趋于稳定，日本人对集体组织会极度依赖且没有抵抗感，代表未来的年轻人也更向往去大公司上班，顺从公司意志，信奉 “灭私奉公” 精神 [5]。